总会有学生问这样一个问题：GMAT 到底能衡量什么？这个问题的语气总是暗含着一种怀疑，学生并不认为这项考试能精准评估任何真正有意义的能力，他们觉得我们在备考过程中承受的种种挫败与焦虑，不过是招生环节中一种 “施虐式” 的考验。


谈及标准化考试，人们产生些许愤世嫉俗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。试想，如果 A 学生比 B 学生更精通几何与代数的基础知识，我们凭什么就此断定，A 在一个与几何、代数毫无关联的领域，会比 B 更有可能成就一番事业？


当然，我们有一套惯用的说辞：这项考试的设计初衷，是为了奖励灵活的思维能力，检验我们在高压环境下做出明智决策的水平。我确实认同这一点，但同时也十分清楚，考试终究存在局限性。有许多天赋异禀、聪慧过人的人，在这种人为设定的考试环境中会显得手足无措；一场短短2 小时的考试，绝无可能全面衡量出一个人的潜力。这一点，我们其实都心知肚明，而这也正是招生流程采用综合评估体系的原因所在。即便如此，GMAT 分数依然至关重要。因此，我觉得有必要查阅一些相关数据，看看这项考试在预测考生未来发展方面，究竟表现如何。


2005 年，GMAC发布了一份报告，分析了 1997 至 2004 年间 GMAT 分数与研究生阶段学业成绩的相关性。该报告概述了一项回归分析，研究人员在分析中得出了一个名为 “效度系数”的指标。效度系数为 “1”，意味着 GMAT 分数与研究生学业成绩之间存在完美的相关性 ， 两个变量的变化趋势完全一致。报告指出，任何介于 0.3 到 0.4 之间的效度系数，都可被视为对招生工作具有参考价值。


最终测算得出，GMAT 的效度系数为 0.459。这一数据表明，该考试确实具备一定的预测价值，而且这种预测效力，似乎优于招生委员会考量的其他指标。例如，本科阶段学业成绩的效度系数仅为 0.283。（值得一提的是，当多个变量结合考量时，得出的效度系数会高于任何单一变量的系数。）


看到这里，问题似乎就迎刃而解了？我是不是只要把这份报告的摘要发给学生，就能反驳他们对标准化考试的质疑？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。


这份报告的结论部分明确指出：“解读本研究的效度数据时，应当认识到，不同研究生项目之间存在显著差异，各项研究变量在不同项目中的相对重要性也有所不同。这是符合预期的客观情况。”


由此，我们可以对数据做出这样一种解读：GMAT 在预测学生能否顺利完成 MBA 学业方面，表现相当不错。但如果你已经备考 GMAT 有一段时间，想必会立刻警觉起来 ——相关性并不等同于因果关系。有没有可能，GMAT 分数越高的学生，越容易被顶尖院校录取；而这些顶尖院校因为认为招生筛选环节已经完成，便制定了相对宽松的评分标准？倘若真是如此，那么 GMAT 分数与学业成绩之间的相关性，就无法反映出考生的学术能力，反而只能说明考生最终能进入什么层次的院校。


此外，还有一种观点认为，单纯研究 GMAT 分数与研究生学业成绩的相关性，其实意义有限。毫无疑问，院校当然希望学生能在课业中取得优异成绩，但招生决策的依据，理应还包括对申请者能为学校社群做出哪些贡献、以及毕业后的职业发展前景的预判。那么，研究生阶段的学业成绩，与走出校园后的职业成就之间，又存在怎样的相关性？我们又该如何衡量和定义 “成功”？这些都是复杂且尚无定论的问题。


再者，尽管在我这个门外汉看来，这份报告的统计方法十分严谨，但我们必须意识到，该研究是由 GMAT 的主办机构 GMAC 委托开展的，因此存在利益冲突这一问题不容忽视。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Business 刊登的一篇文章就对上述研究结果提出了质疑，该文章指出，GMAT 各科目中，最能预测领导力、沟通能力等常规管理素养的，其实是写作部分。然而讽刺的是，这一科目恰恰是招生委员会最不重视的（现在已经取消写作了），在之前那份研究报告中，它的效度系数也是最低的。


毋庸置疑，这些研究报告虽然很有意思，但当学生问我 GMAT 到底能衡量什么时，我依然无法给出一个确凿的答案。但颇具矛盾色彩的是，这一点其实值得我们感到欣慰。试想，如果 GMAT 衡量的是某种固定不变的内在特质，那么备考这件事本身就毫无意义了。但如果这项考试考察的是一套独特的能力组合，那么无论这些能力对未来的发展是否有直接帮助，我们都可以通过努力将其掌握。


从实际角度出发，最关键的一点在于：招生委员会确实看重 GMAT 分数。因此，我想对学生说的最终寄语是：别再纠结 GMAT 到底能衡量什么了，不如把这份精力投入到提分备考中，尽全力拿到最高分。